盲盒里的“愛”與“愁”

當青少年熱衷拆盒，誰來守護理性消費

上周末的商場文創店里，幾名中學生圍在琳瑯滿目的盲盒貨架前，反復掂量、搖晃著盒子，試圖從細微聲響中捕捉“隱藏款”的線索。不遠處，卡牌自助售賣機屏幕閃爍，一名小學生正仰頭盯著翻滾的卡包動畫，手中拿著一沓卡片。從線下專柜到線上直播間，從幾十元的玩偶到數元一包的卡片，盲盒、盲卡這種未知驚喜的消費模式，已成為不少青少年娛樂生活的一部分。

然而，當“試一試”變成“停不下來”，或者長輩因溺愛而無節制地投入，這種消費帶來的問題便悄然浮現。

為了那個最喜歡的款式，會忍不住多抽幾次

近日，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，有滬上家庭因孩子熱衷收集卡牌，長輩在短短數月內為其支付了超過8萬元。

“老人家覺得這是孩子的愛好，又能帶來快樂。一開始沒在意金額，后來才發現，為了湊齊一套所謂的‘稀有卡’，投入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。”小貝的媽媽說，這一兩年間，外公為小貝的“愛好”花費了上萬元。高一學生小李則告訴記者，她和同學常交流抽盒心得，也會在網上觀看“拆箱”視頻，那種期待和偶然獲得的驚喜感，是吸引她的主要原因。“端盒(購買一整系列)太貴了，我通常只抽自己喜歡的系列。但有時候為了那個最喜歡的款式，會忍不住多抽幾次。”

在上周五華東政法大學附屬中學的模擬政協活動中，高一學生的一份校園盲盒調研也提到了“青少年盲盒愛好的愛與愁”。這份名為《關于規范青少年盲盒消費行為的建議》的模擬政協提案，源于學生們對身邊現象的觀察。調查發現，在受訪的青少年中，66.67%的人購買盲盒是因為“做工精美”和“喜歡某個IP”，同時有44.44%的人坦言會受到“隱藏款的刺激”而重復消費。“很多同學清楚抽中的概率很低，但那種‘下一次可能就會中’的念頭，加上社交媒體上的‘歐氣’(好運)分享，很容易讓人持續投入。”

調研報告組組長張智宸說，調查還發現，青少年盲盒消費呈現低齡化、額度兩極分化趨勢，雖然超六成受訪者年消費低于300元，但仍有13.33%超過2000元，個別情況投入巨大。

界定“監護人同意”，成為實踐中的模糊地帶

我國的《盲盒經營行為規范指引(試行)》中明確規定，不得向未滿8周歲的未成年人銷售盲盒；向8周歲及以上的未成年人銷售盲盒，應當確認已取得監護人同意。然而在現實中，其落地卻面臨著復雜情境。

“很多消費發生在家庭內部授權或默認之下，甚至是一種情感饋贈。事后即便覺得不妥，也難以簡單歸咎于商家。”靜安區家庭教育指導中心主任陳小文表示，如何界定“監護人同意”，尤其是在隔代撫養、親情付等場景下，成為實踐中的模糊地帶。“比如，在動輒上萬元的未成年人盲卡消費案例中，除了孩子自身的好奇與收集欲，部分長輩無界限的‘支持’，比如祖輩出于疼愛，將卡牌作為頻繁的獎勵或禮物，也可能在無意中助推了非理性消費，使監管意圖在實際的家庭互動中落空。家長一方面擔心如手機、游戲讓孩子沉迷，另一方面又在有意無意地培養孩子對于‘盲盒’獲取的興趣，其實兩者本質上并未有多大區別。”

而現實中的銷售端，對規定的執行也參差不齊。報告撰寫人之一、華政附中的吳天同學在實地調研中發現，線下盲盒專柜或卡牌售賣點，店員往往不會主動、嚴格地詢問購買者的年齡并核實監護人意愿，消費行為基本處于“無障礙”狀態。相比之下，網絡渠道的售賣則更具隱蔽性和“鼓動性”。“在一些直播拆卡或盲盒開箱的視頻中，主播會運用極具感染力的話術，比如‘這盒有戲’‘恭喜老板’，營造出一種緊張、興奮的集體氛圍，刺激觀眾即時跟風下單。”吳天觀察到，這種沉浸式的銷售場景，加上便捷的一鍵支付，很容易讓青少年在沖動之下完成交易，而所謂的“監護人同意”環節，在虛擬空間中被極大地弱化甚至繞過了。

建議構建“緩沖機制”，給家庭一個冷靜期

“我覺得關鍵在于區分‘為熱愛買單’和‘為沖動付費’。如果我真的很喜歡一個系列，我會提前規劃好零花錢，設定一個上限，抽不到也不再強求。”張智宸自己就是一位盲盒愛好者。他認為，盲盒、盲卡本身并不是“原罪”。“校園提案的目的，不是全盤否定盲盒、盲卡的藝術價值和這種形式帶來的收藏樂趣。而是希望通過一些機制，幫助同齡人和家庭建立更健康、更可持續的消費習慣，避免從‘愛好’滑向‘沉迷’。同齡人之間需要更多的理性交流，而非單純的曬卡攀比。”

因此，學生們在提案中提到，建議構建“緩沖機制”，例如，探索建立更清晰的消費提示與驗證流程，在涉及大額、高頻消費時，提供必要的確認環節，給予家庭一個“冷靜期”。同時，他們倡議強化概率公示，讓“隨機性”更加透明。“此外，我們也希望通過家庭、學校和社會的共同努力，提升青少年的財經素養，讓大家在享受樂趣的同時，也能理解預算、價值與風險。包括學校適時引入相關財商教育，通過案例分析、主題班會等形式，提升青少年對消費行為的認知與管理能力。”

華政附中校長傅松指出，盲盒消費現象背后，是青少年社會心理、家庭互動與商業模式的交織。完全隔絕既不現實，也可能激發逆反心理。商家應強化社會責任，避免不當誘導；家庭內部應建立開放溝通機制，將消費預算轉化為培養孩子規劃能力的機會；學校則可提供教育支持，幫助學生理解商業邏輯，建立獨立判斷力。學生們通過模擬政協對此進行調研與思考，就是一次寶貴的理性實踐。

本報記者：馬丹

來源：新民晚報